——同济“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恳谈会”纪要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于 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德国等地的不同年龄阶段、有影响的诗评家、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诗人和哲学美学方面的专家，朱大可、徐敬亚、耿占春、杨小滨、张柠、张闳、万书元、王鸿生、李森、李震、张清华等。会议对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四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会议议程分为两个部分：诗歌朗诵会和诗歌研讨会。在会上，诗人宗霆锋和阿库乌雾等分别以汉语和彝语朗诵他们的诗作，同济诗社的同学们同台朗诵四位诗人以及部分上海诗人的一些作品。著名的彝族原生态演唱组“阿莫妞妞”还向与会者展示了彝族原生态唱诗。这是对诗与歌相融合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复活，是一次奇妙的“汉-彝”诗性对话，也是中华民族在守望诗歌及民族多元文化的一种努力。

从地震灾区四川历经辗转艰难来到上海的“阿莫妞妞”演唱组的三位彝族姑娘，用她们纯真的歌声，传达了彝族原生态文化令人惊叹的美妙，并以凄婉的“招魂曲”，与诗人阿库乌雾一起，表达对五天前在“5.12”大地震中死难同胞的哀悼，令在场的全体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许多人认为，这种诗歌与原生态歌唱的密切组合，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探索，为日后的中国诗歌运动提供了重要模版。

诗歌研讨是此次会议的主体部分。与会者众人以延安诗人阎安、宗霆锋，四川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以及不久前弃世的云南诗人余地的作品为例，针对当下诗歌的边缘化命运、诗人的个人使命、评论家的使命及其反省等核心及其外围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与会者认为，不管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都是或大或小的“地震”。面对生命的消亡，一退再退的时代价值底线再也无处可退，这种底线触底的本能反应便是抢救生命。在紧急的抢救之后，时代其实面对两种灾区和废墟。第一种是现实的四川灾区和废墟，另一种便是时代精神的灾区和废墟。后一种其实早已存在，只是我们的抢救和重建在接踵而至的时代“余震”中，显得异常孱弱。在这个地震时代，人们悲情地营救、抢救、自救，而一次强有力的“抢救”行动悄然展开，不同的是这次抢救的对象是时代精神废墟中的幸存者——现代诗。

会议的主题之一——所谓“边缘化”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同时，这也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命题。诗歌的辉煌时期，那个时期诗歌像巨人一样处于时代广场的中心，具有对精神领域的号召作用。诗歌边缘化的态势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这是一个精神冰冻期，也是诗歌被彻底发配的时期，诗人何为？成为既成事实情况下最为迫切的问题。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当时的诗迷们的眼神如同今天“杨丽娟注视刘德华的眼神一样”。诗歌巨人们像恐龙死亡一样，以边缘化的方式逐渐被时代所抛弃。朱大可称，自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完成了“学术转型”，由对文学的关注转向对更为宽泛意义的文化的关注。朱大可称，“我痛切地感受到中国诗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民众在获得话语权之后产生了“广场效应”，大量话语泡沫淹没了文化宝石。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神面临严重退化，诗歌必然要随之走向衰微。”而基于对大众文化、网络时代、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以及当下文化体制的观察，他认为 “诗歌的退化和边缘化是无可阻挡的潮流。”但他在强调“抢救”的同时，也给当下诗人开了一个处方，——在文学垃圾化倾向的情况下，诗人应该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而余地的“箴言体”写作，就是一种值得效仿的样本。

诗评家徐敬亚深情地缅怀了诗歌昔日的辉煌——“1980年代那种灵光一现的东西”，并对当下诗歌状况表达了强烈的悲观情绪。这位曾经从事过房地产行业的著名诗评家，以简单的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分析了当下诗歌的衰落，认为现在的诗歌的病根在于，过去是 “在人类世俗竞争中可以拿到第一的高手的”人在“用命去写”，而现在是第N流的人在写诗。另一个原因是，评论家们的八股化和落伍，诗评家们连阅读者的最低姿态都不复存在。总之，他认为现在的诗坛“只有一些弱智在这儿演着一些弱智的戏，一些假模假样的戏和假模假样的演出和评论，还有什么意思？”，我们愧对时代的这份苦难。

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则借助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以及俄罗斯诗歌的对比，来分析诗歌的边缘化问题，他认为1980年代的诗歌白垩纪的辉煌，只是“对主体衰落、人之死的一种替补心理的方案”。在中国“个人承担社会伦理功能的缺乏仍然存在。” “西方学理论为我们留了一个语言说话、主体衰弱的退路。实际上我们是躲避了俄罗斯20世纪所说的对自己写作承担命运的方法。”诗人必须承担的体制带来的某种命运，这也许是诗歌边缘化的又一原因。

文化批评家张闳认为，边缘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比曾经的那种“兴奋和昂扬的态度”，今天我们谈到诗歌时，总是充满了“悲怆和哀伤”，这便是边缘化的感觉。但他同时又表达了对“边缘化”一连串质疑。张闳认为“我们设计了这个边缘化的命题，我们自己也陷入了边缘化的悖谬当中……如果诗人不边缘，那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想占据到哪个地方？”他说，1980年代诗歌不像今天如此边缘化时，部分诗歌面临强大的监控压力却表现出强力。但现在“没人管”了，诗人的自我的搏斗却相当无力，而一旦有力，诗歌的杀伤力却远远没有它的后坐力强——诗歌“反而会形成对个人生命力的伤害”。张闳指出，今天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下体制通过“消灭读者”，正在有效地“消灭诗歌”，这是文化荒漠化的最严重的信号。张闳说，“诗歌的力量如何在今天这样一种涣散的人类精神状况之下，重新焕发出力量，这是每个诗人都面临的挑战。”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提出了“地震时代”这一概念，并称，我们的文化一直是在震动中走来，直至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撼动整个中国，这个外在的震中心也引发了内心世界极大的地震，可以说，自此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地震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很好地反思人类精神的处境。王晓渔同时指出，“一方面我们批评诗歌过于关注当下，但一旦诗歌关注当下就变得非常可怕。”他更强调了诗歌提供的独特话语方式，这是诗歌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书元认为，我们国家存在一个诗人被“圈养的时代”，诗歌的辉煌和边缘化都与此有关，边缘化是既成事实。他同样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人心涣散”的时代，人们不再关注精神的东西。他认为诗歌不应回到体制的圈养时代，而应该更加“野性”，诗人应当保持独特性和敏锐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迷惑性的、“非常恶俗、残酷的边缘化的时代，把所有的东西都边缘化了，那个中心就是钱。”中国诗歌的问题是不够边缘化，它的向心力过大。诗评家杨小滨同样认为诗歌边缘化的存在，认为诗歌应该将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融合在一起，当今的诗人不要总是沉浸在繁琐的日常之中，而“忽略了对生命更核心问题的关注”。同时，他认为诗歌评论依旧要用理论来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为此，他与徐敬亚展开了激烈争论。

云南大学教授李森、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钱文亮和青年诗人陈润华，则把诗歌“边缘化”的责任部分地归咎于当下的教育制度。李森强烈地抨击了所谓“学院派”文学学者，他们的美学麻木症，损害了诗歌的有效传播。更严重的问题来自教师和学生都不读作品，而只读文学史，目的是为了考试。钱文亮赞同李森的说法，并描述在学院讲授诗歌的困境作为证据。陈润华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场的教授和批评家，引起了现场一片笑声。

对于会议的另一议题——那些边缘省份仍在坚持诗歌写作的诗人们的创作，与会者表示了一致的敬意。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全面地评价了阎安、宗霆锋的诗作，并对当下诗歌界的短视和盲目，提出了猛烈的抨击。李震认为，阎安、宗霆锋的诗歌与当下诗坛任何一个地域的诗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人并未因为地域的限制而变得狭隘，他们的诗不仅属于西部，同时也属于人类。他们的神性写作，在金钱大放光彩的时代，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朱大可也盛赞阎安、宗霆锋和阿库乌雾的诗歌，认为他们在边缘地带的写作，就是对精神价值核心的坚定捍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高度评价了已故诗人余地的诗，认为余地以及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的写作，延续和光大了1980年代伟大的诗歌传统。但张清华同时也指出，对于相对边缘的诗人们来说，更重要不是在于寻求来自外部的“身份认同”，而是要真正建立其自我内部的“认同”，真正表达出清晰的自我内在的话语和声音，这就是诗歌意义的核心。

文化批评家张念认为“诗歌就是祈祷的、个人敏感的东西”，它带有某种弱意义上的神性。“诗人就是在世界末日还种苹果树的这么一个角色。”张念说，自己并不能听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彝语朗诵，但她从阿库的声音中听到了一种心灵的呼喊，这是人类性的心灵声音。诗歌应当在声音形象、地域文化等方面保持差异性。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应该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命运。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呼应张念的说法，认为，大量的边缘语言和边缘文化的迅速消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灾难，但同时他又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边缘地域的诗人如果不被关注，就无法融入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中；而一旦引人注目，则又容易被迅速“同质化”。

会上发言的还有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春林，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凤祝，诗人蔡天新，诗人周公度，文学评论家何三坡，文学评论家张翔武，以及来自上海高校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本文作者：张雷）

陈希我小说《冒犯书》被福州海关认定为淫秽书籍遭扣押

本报讯 （记者 田志凌）因为从台湾寄来的12本繁体本《冒犯书》被海关扣押，作家陈希我日前向福州海关提出听证申请。昨天上午听证会在福州海关缉私局举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陈希我表示，如果福州海关不中止处罚决定和归还书籍，他将继续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或者向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扣押的原因是“淫秽书籍”？

　　“一本之前在境内已由最权威、正统、严肃的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的作品，却被福州海关认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不知所依何据？”昨天作家陈希我对记者说，《冒犯书》2007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台湾的宝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冒犯书》的繁体中文版，并给陈希我邮寄了12本样书。

　　2007年6月20日，陈希我接到福州海关邮局办事处通知，认为“《冒犯书》为禁止进境印刷品”。

　　“当时他们打电话叫我过去，说里面哪些段落有性描写，我就解释了一遍。但他们不听，而是向上级部门报告。”2007年12月24日，福州海关做出扣留12本书的决定，2008年2月21日又向陈希我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单》。2月22日，陈希我向福州海关提出听证申请，4月7日，听证会在海关缉私局举行。

　　在听证会上，海关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由海关总署监察司下达的批复，里面称“2007年6月20日，我处印刷品监察官员发现内装12本色情淫秽书籍的邮寄品，移交缉私局处理。”陈希我的律师林莉询问：判定《冒犯书》为色情淫秽书籍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对方表示，这是由北京印刷品音像品监管办公室做的鉴定，海关印刷品监管审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体依据无可奉告。

　　林莉表示，“北京印刷品音像品监管办公室”就是海关的内设机构，以它的鉴定为依据，本身就是不合法律原则的。“执法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说有涉密性或特殊性一句话就把人打发了。”

　　“我就是要较这个真”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了《冒犯书》是不是淫秽书籍上面。陈希我表示，《冒犯书》是一部极为严肃的小说集，其中的篇目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并由权威、正统、严肃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福州海关却认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我并不讳言其中有一些性描写，但这些描写无论从内容还是篇幅来看，都不在于猎艳，不在于渲泄，更有别于法律规定的‘淫秽传播’，它带给读者的不是阅读快感，而是尴尬、是痛、是沉默、是惊讶、是反思。”

　　陈希我的律师林莉援引《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表示《冒犯书》这样一部已有多篇目获奖、其文学价值已被肯定，并由境内权威出版社出版过的小说集，应依法“不视为淫秽物品”。

　　海关方面表示，他们的审核程序是清楚的。有权威鉴定，有上级部门的批示，程序肯定合法，依据肯定清楚，决议也是合理的。陈希我称，听证会上海关的工作人员还对他讲，“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中国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你也应该明白。我们历来都是这样执行的。”

　　陈希我说，他正要做那个较真的人，“不要以为从来如此就都是对的，我偏偏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都不知道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小说出版了一看没删，心里还要窃喜。”

　　专栏作家潘采夫对此事发表意见称，如果按《冒犯书》的“淫秽”标准，《废都》、《白鹿原》、《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大批文学作品都逃不过福州海关的“法网”，因为他们的“淫秽”程度显然要高出《冒犯书》太多。“而且，掌握图书‘分级’的是新闻出版总署，总署已经批准出版的，海关此举岂不是抢了总署的‘地盘’？”

日期：[ 2008年3月16日 ] 版次：[ GB32 ] 版名：[ 阅读周刊 访谈 ] 稿源：[南方都市报]

去年11月在澳门见到归国不久的北岛。他刚刚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在近耳顺之年终于能够结束欧美各国漂泊式的生活，回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那次历时四天的文学讨论会中，北岛面容清峻，话不多，有意无意地自处于边缘位置，但仍然是众人目光关注的中心。

　　他唯一主动发言的一次，是有学者在台上提到今年是伤痕文学30周年。本来安静自制、温文有礼的北岛举手要过话筒，直率地表达不满：“用一个概念来总结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危险的。……这样的一种命名掩盖的是八十年代文学现实的大量细节。”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北岛作为座谈嘉宾，开始讲述他对当下中国精神文化状态的深深失望：“回来以后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不是商业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人不行了。”

　　北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当年与他一起的同时代人，很多都已经纷纷落马，投入商业社会的温暖怀抱。所以他始终显得与人群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落寞。   （采访的缘起，是北岛刚刚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青灯》） 

人生如歧路，死者为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关心你这些年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北岛：1989年4月我离开中国到美国开会，接着作为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客人，在西柏林住了四个月，随后讲学游历，在6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应邀去美国，1995年在加州定居，先后在多所美国大学教书。由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我去年8月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南方都市报：《青灯》里讲到你从儿时开始，就不断离家探索，少年时代周游各地，到后来在异国他乡漂泊。今天回头，你怎样看这种宿命般的“远离”和漂泊？它对你的思维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北岛：就我个人而言，自童年起我就梦想着周游世界，如今梦想成真，真是此生之大幸。“大串联”是第一次“出走”，那年我17岁。此后一发不可收。而这“出走”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这集体“出走”构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偏离，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并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变化埋下伏笔，其意义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

　南方都市报：在《青灯》中，怀念故人甚至悼亡的文章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是否因为你年龄的关系？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这些人的逝去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的寓意？

　　北岛：我写的主要是友情，而非一般意义的悼亡文章。友情自古以来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主题，“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由于生于乱世，友情的跨度很大，包括不少忘年之交，也包括外国人，诸如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和魏斐德。正是他们特立独行，与命运抗争的人格的力量，让我敬重并终身受益。我相信，友情可以超越生死，有一条生生不息的精神线索连接着生者与死者。

　　还有一点，如果说人生如歧路的话，死者就是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这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有如舞台背景，没有纵深感，借助悼亡我们可找到一条向后的路，穿过虚假的背景。而向后的路也是向前的路。

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

   南方都市报：从《失败之书》到《时间的玫瑰》，再到最近这本《青灯》，离开多年以后，你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散文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状况？会感到遗憾吗？

　　北岛：这没什么可遗憾的。在消费主义时代，一个人的文字能出版，还有人看就很不错了。一个作者必须懂得消失的意义，因为绝大多数作品或迟或早都会消失的。而那些害怕消失的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用各种方法包装炒作，越是如此，消失得越快。

　　南方都市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在提起你的时候，最常说到的仍然是《回答》里面“卑鄙者的通行证”和“我不相信”。然而在几年前你自己否定了这首最受欢迎的诗，为什么要这样？

　　北岛：说到我们写作的开端，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郭小川、贺敬之等的革命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而西方诗歌的资源是后来才融入的。《回答》这首诗正是从这两个传统资源那儿来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写作就难以自我超越。这首诗被广泛接受也有读者的问题，他们的阅读期待往往含有太多诗歌以外的成分。这和一个时代的高压和异化有关。对我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回答》是重要的一环，我并无意否定它，只是被公认为代表作，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南方都市报：很多读者更喜欢你早期的诗歌，这会不会让你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你现在的诗和早期诗歌有什么不同？

　　北岛：如果说写诗的人是在地下独自挖煤的矿工，那么读者就是那些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供求关系。这煤的具体用途，并不在矿工的考虑之内，若恰好造福于大地上行走的人，用它来取暖做饭，当然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是否觉得诗人和散文之间有着某种天然默契？例如除了你的散文受欢迎之外，舒婷和于坚的散文也备受赞誉。但你又说，“诗人写散文，越写越舒服”，以后要强迫自己回到诗歌的写作中去。就你自己来说，仍然只有诗歌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事业吗？

　　北岛：诗人一般写散文都不会差，有人夸几句可别太当回事儿。虽然文学体例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对诗人来说，写散文多少有点儿不务正业，就等于让短跑运动员改行竞走或打高尔夫球。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这对诗人的一生都是挑战。

　　南方都市报：有读者看了你的散文，说“你的人比你的诗柔和”。还有人评价你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接近耳顺之年，你已经收起自己年轻时的锋芒了吗？

　　北岛：散文与诗歌是两回事，不可比。什么叫柔和？你能说少林拳比散打柔和吗？说到写诗，有如练功，出道时往往挺诈唬，到处叫阵，练到一定的功力就向内转了。但往往没有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也不太可能有后来的收放自如。

　　南方都市报：你出国的时候，正是文学地位尊崇，诗人受人敬仰的年代。而你回来的时候却是一个“伟大”的物质时代，读者纷纷离去。你怎样看这个时代的状况？会为文学的处境感到悲哀吗？

　　北岛：让人悲哀的不是时代，而是人。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两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当年多少朋友如今都成了消费时代的刀下“新鬼”了。别的不说，就看看当年的那些诗人，还有多少仍在坚持写作的呢？保守点儿说，我看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吧？我跟外国诗人提及此，人家都非常吃惊。在国外除个别例外，无论处境如何，诗人写作都终其一生，天经地义。先不用说诗写得好坏，单这一点就够说明问题的了。

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诗刊复刊后的现状如何，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思路？困难在哪里？

　　北岛：《今天》自1990年在海外复刊，每年4期，至今已出到80期（包括老《今天》的9期在内）。这二十来年恐怕是中国社会文化最剧烈的转变期，《今天》的角色当然和初创时不同了。由于孤悬海外，其难处可想而知：一是资金短缺，二是稿源有限，三是无发行渠道，四是编辑分散在世界各地，等等。而这些不利因素又成了它的好处，使它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置身于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之外。

　　这些年，我们在编辑方针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我们尽力支持各种边缘化的艺术，用专辑与专号的形式为它们提供讨论的空间，比如近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独立戏剧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号”、“纪实摄影展与宋庄专辑”、“香港十年专号”、“星星画会专号”。为了与青年作者和读者建立联系，我们还办起了网站和“今天诗歌论坛”。《今天》能绝处逢生，是一批有理想有韧性的中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每个人为此付出了无私的代价。这场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文学革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南方都市报：你说《今天》要“为中国文学保留一把白金尺”。这把白金尺的贵重之处体现在哪里？

　　北岛：所谓白金尺，本来是度量衡的概念，在这儿指的是某种绝对的标准，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理想或文化理想。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再富裕再强大都没用。是的，《今天》就是要保存一种文学理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一个民族必得有那么一伙人敢于说不，让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香火不断。这种使命感可追溯到《今天》的缘起。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的内容可以看出，你仍然持续地关注着国内诗歌界。你怎么评价当下国内的中文诗歌？

　　北岛：《今天》是这三十年新诗歌运动的源头。复刊后的《今天》仍是中国当代诗歌最重要的园地。除了发表作品，我们特别重视诗歌理论与批评的重建，因为这些年诗歌的低潮显然与批评的缺席有关。两年前我们出版了由欧阳江河编辑的“诗歌细读专辑”。今年第一期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专号，依我看，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文集。

　　南方都市报：你也做过版主，在网络上与同道讨论诗歌艺术。你喜欢这种体验吗？诗歌在网络年代是否大有所为？

　　北岛：我做版主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网络接触现在的年轻人。让我好奇的是，他们都在想什么，写什么，关注什么。我相信精神上的能量守恒，而能量的转化往往是借助一个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如今网络正在逐步取代纸媒，无论你多么讨厌它，这是大势所趋。必须承认，这新媒体正在聚集一个民族新的精神能量。要想趟趟这浑水，就得先变成“网虫”。让我高兴的是，做版主让我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了解他们的同时也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影响。而网络本身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对诗歌写作来说几乎是灾难，到底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或人生计划是什么？

　　北岛：除了继续写诗，我打算写写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北京，那是我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无关。这是一种相当绝望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这就是文字的功效，它可在某种程度上复原或再造业已消失的一切。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田晓菲著,中华书局2007年8月版,39.00元。

        试想我们今天使用的不是汉字，而是拼音文字。或者，试想今天的汉语教学没有拼音作为辅助。―――在今天一个普通中国人看来这是无法设想的事情。但历史不一样，它曾经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选择和可能。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至此，在中国纷扰半个世纪的“汉语拉丁化”浪潮戛然止步。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话题仍然不断被重提，时有学者和民间人士为汉语拉丁化提出种种设想。但到了汉语热席卷世界各地的今日，汉字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这一声音已经极其边缘和微弱。

　　在1月25日举行的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表示，2月11日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纪念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将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据悉，目前全国已有约10亿人学习并基本掌握汉语拼音。　

今天：仍有民间科研者支持文字拼音化

　　77岁的老人宾德斋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他做了一辈子的病理学教师，现在在成都大学医护学院里安度晚年。而余生最让宾德斋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创的《宾氏字典》何时能够出版。

　　他的字典里这样设计：“bag八，bav把，baz吧”，“aoa遨，aoe敖，aoi嶅。宾德斋说，他第一次设计了几百个拼音字，同音字太多。第二次设计了几千个，还是解决不了同音字问题。最后扩展到一万多拼音字，“这才解决了同音字问题，可供中文使用了。”

　　在给很多出版社的信里他这样写道：“预言：本字典出版后，五十年左右文字拼音化。”“欢迎写《序言》，帮助出版本字典。将此字典献给人民！”宾德斋告诉记者，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这个字典，但给很多出版社寄书稿都被退回来了。

　　“是‘文化大革命’让拼音化这个事情停顿下来的。”宾德斋说，毛主席在1956年就提出文字要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宾德斋认为，拼音字“好学、好记、好用”，汉字是最难学的字，拼音字可以让更多的人很快学会汉语。

　　宾德斋在一个叫做“汉语拼音化”的论坛里找到了自己的同道者。这里有20多个来自天津、哈尔滨、山西等全国各地倡导汉字拼音化的民间爱好者，身份从农民、工人、工程师到教师五花八门。和50年前是很多主流学者发出权威声音不同，这群爱好者几乎都是非专业人士，甚至学历不高。其中不止一个人推出了自己的拼音化方案或字典。

　　生于1951年的成云龙自创了《汉语拼音文字》，他对别人介绍说：“我们现在学汉字基本需要整整十年的时间。而小学的汉语拼音课程只有40多个小时，我做的这个方案也只需要60个小时，加起来10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学会一套文字。我们需要把时间节省下来。”

　　1995年，成云龙拿着自己的初步方案去北京找周有光。可是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他去见周老，原因是老人年纪大了。这一次他才知道文字改革委员会早在80年代就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化也已经搁置了。但和其他的民间倡导者一样，成云龙坚持到了现在，一直在向各个出版社推自己的拼音字方案。他始终认为，拼音化最终是要实现的。

　　宾德斋、成云龙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做法跟一百年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想法不谋而合。这当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而这个近百年的“汉字拉丁化”浪潮历经无数次的争论和起伏，今天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或许有些残酷，但目前宾德斋们只是那个巨浪过后剩下的余波。

1958年   陈梦家因为维护汉字而被打成右派

      反对汉字拉丁化的陈梦家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最应该纪念的就是那一年它没有成为‘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辈子维护“汉字优越论”的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退休研究员李敏生说。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方案起草者原来是要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提交大会的，但最后删去了“文字”二字。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周恩来还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

　　国家层面的汉字拉丁化问题就此搁置。此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更使得这一问题被人们遗忘。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激进的文字改革止步，至今无人能够说清。因为在1951年，毛泽东曾提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也成为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方针。还有知识分子为反对文字拉丁化而遭到迫害。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陈梦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反对者。

　　1957年，中央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邀请学者们对文字改革发表意见。会上陈梦家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实行简化字，也反对实行汉字的拉丁化。

　　陈梦家说，汉字很好，一看就知道意义，比如哭字，一看就是像哭的样子。笑，就像一个人张开了嘴在笑的样子。“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陈梦家的发言引来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同时表达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翦伯赞、唐兰等人。当时的《光明日报》也刊登各地来信，集中表达群众的不同意见：汉字有望文生义的优点，拼音文字无法做到；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等等。

　　没有多久，“反右”运动开始，陈梦家立刻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被打成右派。而且仅仅因为章伯钧曾经赞同他的观点，他便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受到迫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受到连续的批判和斗争，他于1966年9月3日自杀，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

1949年  汉字拉丁化的思潮由来已久

　　李敏生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最终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加上周围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反对意见，才使得拼音化的方向暂停。拼音方案最终成为一个帮助汉语学习的得力工具。

　　回溯到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将信转给郭沫若等人处理。这一年的12月，毛泽东第一次前往苏联访问，向斯大林说起中国要改革文字的事情。斯大林表示：“你们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自己的中文书写形式，不应该只用拉丁字母系统。”

　　李敏生说，汉字拉丁化的思潮由来已久。毛泽东等人也是受到五四以来文字改革思潮的影响。早在1935年，共产党就使用瞿秋白等人在苏联制订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扫除文盲，取得成功。一个十八岁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叫周子桂，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个月中就能看书写信，证明了拼音文字容易学会容易应用。

　　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4年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就是研究拼音文字；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

　　1955年至1957年间，文改会收到来自民间的汉语拼音方案达到1600多个。包括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图案式、数字形式等等。最后还是拉丁字母的方案占了上风。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拉丁字母是现代多数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为我国知识界已经熟悉。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中小学校立即开始教学。73岁的苏培成当时正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42年他在天津上小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民国以来的注音符号，ㄅ、ㄆ、ㄇ、ㄈ那一套，实际上就是汉语拼音，不过采用了民族形式的字母。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种决定都十分支持。”苏培成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后不久，他就和班上的同学很积极地去夜校给北大职工和附近农民讲授汉语拼音方案。先教《字母表》，再教《声母表》。之后他就研究了一辈子的现代汉语和拼音，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现在的小学生汉语拼音表

   1959年河北的成云龙刚开始上小学，这时拼音方案才公布一年。“阿伯册德”，老师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成云龙学得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读初二的他中止了学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张家口的水电安装部门成为了一个电工。他回忆那个年代说：“在那个时候，认识字的人特别的少，比如父亲寄家书回来，根本没有人能看懂，还得请人去给大家读出来，汉字实在是太难学了。”成云龙因此对拼音充满了感情。

　　山西的侯良封是另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如果不是有拼音，至今他还会大字不识。然而他现在不仅识字，还会上网，在汉字拼音化论坛里发表很多观点和文章。他对拼音同样充满感激。

1928年   蔡元培把国语罗马拼音化，瞿秋白把文字拉丁化

　　在1958年回望50年，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为了改变“落后的汉字”进而改变落后的国家，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汉字拉丁化”的浪头。

　　早在清末，知识界出于对中国落后挨打的危机感，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被称之为“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

　　王照在1900年制订的《官话合声字母》则是清末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采用汉字的偏旁，通行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编印各种出版物六万多册，广为流传。

　　1918年公布实施的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在民国时期普及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采用楷书的篆文古体字作为符号形式，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但因为与世界上拉丁化的潮流不符，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再次推动汉字拉丁化进程。

　　李敏生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取消了汉字，认为汉字是阻碍发展的落后的文字。对汉字最著名的批评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鲁迅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鲁迅主要是从关心人民大众的文化翻身这个立场出发的”，李敏生说，“在《中国语文的新生》里他说，中国识字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二，方块字就是‘阻碍智力传布的结核’”。

　　“汉字落后，拉丁文字先进”的言论盛行一时。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李敏生说，五四时期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便记录现代科技名词。三、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对“文字的阶级性”，瞿秋白抨击最激烈。他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

　　同一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后来被称为“北拉”。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北拉”流传较广，后来被共产党用于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运动，甚至传播到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

　　与1958年的情况不谋而合的是，这些拼音方案最终都没有被政府采纳为取代汉字的文字方案。1940年5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

　　“汉字拉丁化搞了一百年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组织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及政治上、宣传上的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它背离了中国国情和中国历史。”李敏生这样认为。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977年   计算机时代，汉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李敏生近40岁的时候遇到了中国最激烈的一波关于汉字存废的争论。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汉语改革的步骤陡然加快。当时一批力主汉字改革的专家提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观点，认为汉字在输入上的困难决定了，即将来临的计算机时代将是拼音文字的时代。“汉字像一个衰老的病人行将就木”的舆论广泛流行。

　　在李敏生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汉字“四面楚歌”的时期。在周边国家，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越南强行废除越南南部地区尚存的汉字教育，汉语在越南只能以罗马字的形式传播。在韩国，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朝鲜表音字。

　　30岁的李玉（化名）记得，80年代初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母亲突然拿来一张《中国少年报》，上面有一个版全部是拼音的文章。“报纸上说拼音化将是以后中国文字的形式，妈妈让我要早点适应这样的文章。当时我记得看那些拼音字很不舒服。妈妈是中学老师，她也觉得有些不能理解。”

　　这一时期，争论的另一方不再是语言专家，而是来自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人士。如袁晓园，中国四十年代第一位女外交官；安子介，香港贸发局主席、中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著名力学家等。钱伟长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回忆说，“我并不是搞文字学的，我跟文字学发生关系是因为我受了气”。

　　1979年，钱伟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上有外国学者说“汉字是影响你们现代化的。只有拼音才能救你们，因为你们的文字是无法进入计算机的”。钱伟长很不服气，回国之后他立刻四处奔波，成立了一个“中文信息学会”，研究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问题。

　　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安子介开始在商务政务之余研究汉字学，后来出版20多本专著。1982年，他用英文撰写的《解开汉字之谜》在香港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此后，他还发明了“安子介汉字六位数计算机编码法”和“安子介写字机”。

　　袁晓园创立了“袁氏拼音方案”。五十年代她在美国第一个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被美国政府认定为“红色文化的渗透者”。80年代回国之后，她组织了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在安子介的支持下创办了《汉字文化》杂志。这个杂志成为当时反驳“汉字消亡论”的阵地。

　　李敏生就在此时期接触到了袁晓园，并迅速成为他们的拥趸。“我从哲学研究转向了文字学，袁晓园是我的第一个引路老师。我那时帮他们写了很多批驳汉字无用论的文章。”李敏生目前是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会长，前任会长就是袁晓园。

　　1986年被视为这次争论的一个终结。在这一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有两点新提法：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可以讨论，但是不宜匆忙作出结论。此次会议还决定废止备受争议的第二批简化字方案。

　　“从目前汉字的应用实际说，汉字基本能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虽有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但是可以用汉语拼音来弥补，不影响汉字的地位。”苏培成说，汉字至今至少有3700年的历史，要让十多亿中国人放弃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系统，只有在汉字系统完全不能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目前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这种情况。”

2007年  外国学生都喜欢用拼音

　　一位肯尼亚学生展示中文作业

   一份来自教育部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与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3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共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有汉语学习班。

　　在日前教育部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拼音功不可没。

　　德国小伙纪韶融2000年夏天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刚开始的六个星期都是专门学拼音。首先就是nihao/nimenhao/dajiahao，“全课本只有拼音，重点就是在对话上。这样，我在几个星期内很快就会说些简单的对话，贵姓，哪里工作，交换名片这类的。六个星期之后才开始加汉字。”

　　纪韶融认为拼音给他的感觉很好，因为通过拼音很快进入视听说的练习，比较容易产生成就感和自信心，后来遇到汉字也不会害怕。

　　韩国人姜旼求学了四年汉语，至今在网上跟同学聊天都喜欢直接使用汉语拼音。“不是不会汉字，而是在电脑上输入的时候要找那个字，常常找错，比较麻烦”。这也是纪韶融的一个烦恼。汉字的电脑输入在外国学生看来还不是很顺畅。

　　“没有汉语拼音怎么学汉语？哈哈，那会很复杂，很难。”姜旼求说。

　　专门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做了一个统计，高中阶段以前中国孩子要学5500个字。而外国留学生学4年汉语，一共2405个汉字。如果用拼音，则只要四分之一的时间。通过拼音学汉语，至少比通过汉字学汉语效率提高3倍以上。“在加拿大，教汉语多用汉语拼音，不教汉字，学汉字，则会有不少学生退学。”

　　马庆株认为，不少外国人愿意学别的4种语言，而不愿意学费几倍时间的汉语。可以说不用汉字的民族和汉语之间有一道汉字壁垒。对这些民族最好能够考虑绕过汉字来教他们汉语。“事实上许多国外汉语教师就是利用汉语拼音教汉语的。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

　　陈培清是泰国华裔，在泰国的时候父母要求她学习汉语，使用的是注音符号。2007年她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学汉语接触了汉语拼音。“拼音比注音好学”，陈培清说，拼音使用的是英文字母，记忆起来很快，也方便书写。她告诉记者，现在泰国国内的汉语教学都已经全面采用汉语拼音了。

　　听说中国曾经试图将汉字拉丁化，纪韶融觉得很有意思，“一定要看这样的想法出自于哪一个年代，那时候中国很崇拜西方国家，觉得自己的语言太落后，不够抽象，不够技术性等等。还好没这么发生，还好越来越多中国人发现自己语言的魅力和美丽，汉语丰富的画面历史。”

　　“汉语拼音给汉语汉字插上了翅膀，帮助它们飞向全世界。”苏培成表示，汉字作为不表音的文字，的确有不便于利用电脑和网络的一面，而汉语拼音就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例如，我们出国的护照上面如果只有汉字的姓名，许多国家的海关人员不认识汉字，我们入境时会遇到困难，如今有了汉语拼音的姓名，外国的海关人员容易识别汉语拼音，通关时比较方便。再如，拼音文字通过小键盘输入电脑十分容易，汉字的自动识别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无法直接进入电脑。输入汉语拼音，通过软件转换为汉字，是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输入汉字采用的方法。”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拼写汉语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20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把70万部中文图书的编目改成拼音。海外华人、东南亚等地区的汉语学习也逐渐引进汉语拼音。台湾当局出于“去中国化”的考虑，曾要求停止使用汉语拼音，使用岛内自创的通用拼音。对此龙应台、马英九等人都表示反对，台北市坚持使用汉语拼音，并指出，如果台湾使用“通用拼音”，岛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将无法通过网络查询岛外的中文资料，无法与国际接轨，后果非常严重。

这个名叫阿兰·阿贝的美国人，在1950年代起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以”毫不利己，专门寻开心“的精神，无数次戏弄美国的大小媒体和公众。

阿兰?阿贝与他的女儿詹妮?阿贝。

“在刚刚落幕的2007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一部名叫《你还相信电视吗？》的纪录片别出心裁，讲述了美国一个恶作剧大王令人匪夷所思的恶搞生涯。这个名叫AlanAbel的美国人，在1950年代起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以”毫不利己，专门寻开心“的精神，无数次戏弄美国的大小媒体和公众。从倡导为动物穿上遮羞内衣，到开办乞丐学校，乃至伪造自己的讣告，他深刻掌握了新闻媒体的心理，提供给他们最想要的假新闻，每一次都成功得手。”

　　1　　真的有“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吗？

　　詹妮?阿贝是阿兰?阿贝的女儿，她亲自导演拍摄了关于父亲的纪录片。在来广州播放之前，纪录片《你还相信电视吗？》（“AbelRaisesCain”）在波士顿独立电影节、斯兰丹斯电影节等几十个电影节上亮相，获得评审团优秀纪录片奖、“观众最喜爱的影片”等一大堆奖项。

　　詹妮从小学习中提琴，12岁就在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出。“但我知道我要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最后放弃了音乐转向电影。”詹妮声称，自己继承了父亲的幽默感和不可救药的乐观。詹妮1998年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毕业，专业是电视影像制作。从那时起，她就投入了对父亲恶作剧生涯的拍摄过程。“没有人对我父亲的作为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作为他唯一的孩子，我有一种如实讲述他的故事的使命感。我想向全世界重新介绍我的父亲，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制造恶作剧的怪才，更是一个可爱的人和一个有奉献精神的父亲。”

　　阿兰的恶作剧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9年。这一年的5月27日，美国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档名为“今天”的节目，播出了对一个名叫G?克里夫?蒲鲁特的32岁男人的访谈。这家伙声称他是一个叫做“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缩写为S.I.N.A）的主席。

　　在访谈节目中，蒲鲁特请求观众加入他们的S.I.N.A改革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将那些立高超过四英寸，身长超过六英寸的动物统统穿上内裤，包括猫、狗、马、牛、骆驼等等。蒲鲁特声称，这些动物裸体在路上游荡对于人的体面是一种贬损。他还号召那些希望成为会员的人将入会申请邮寄到曼哈顿第五大道507号。

　　阿兰?阿贝就“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一事接受电视采访。

“今天动物穿衣服还算是一件平常事，但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詹妮说。事实上，“第五大道507号”不过是一个设有投信口的清洁间。不久这里的信箱就被塞得满满的，报名申请表和愤怒的抗议信各占一半。有的人愤愤不平，责骂组织者脑子有毛病；也有人积极参与，率先给自己的宠物狗穿上内裤。但没有人怀疑这个活动和协会本身的严肃性。

　　这个协会的宣传口号是“裸体的马是可耻的”，一匹穿着红色内裤的马成为他们的宣传标志，出现在美国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协会成员大声疾呼：“到处都是裸体的动物！它们在街道上到处乱走，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不雅。它们还在高速公路边游荡，以至于驾车者在注意它们的时候造成交通事故。”

　　蒲鲁特声称，“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源于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前给他留下40万美元遗产，并留下遗嘱希望成立一个为动物穿上遮羞衣的组织。蒲鲁特还说，他们已经在全美国拥有4万名会员。很多人深信不疑，还有道德狂热分子寄来捐款，总数达几万美元之多，不过事后这些钱都退还了原主。

　　这个荒谬的运动在1962年的8月21日达到了高潮，这一天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主播华尔特?克朗凯特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访问了蒲鲁特，他的出场伴随着夏威夷四弦奏音乐，充满胜利的洋洋得意。他清唱了协会的进行曲，还展示了协会的徽标，上面有中世纪的盔甲式花纹。

　　直到4年之后《时代》周刊才彻底揭穿了S.I.N.A运动只是一个巨大的玩笑：没有40万美元，也没有4万会员，蒲鲁特主席不过是演员巴克?亨利扮演的。《时代》揪出了事件背后的策划者：阿兰?阿贝。这个以“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副主席身份出现的人，找来了他的朋友，演员巴克?亨利扮演了蒲鲁特主席，同时他也身先士卒。1962年他与妻子珍妮受《旧金山纪事报》邀请到旧金山的动物园，在那里给一头犀牛穿上了短裙。1963年阿兰甚至领导了一次示威活动，带领人们在白宫外请愿长达7个小时。他们举着活动的大幅标语，其中一条是要求给卡罗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女儿）的小马穿上裤子。

　　40多年后阿兰通过电子邮件，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当年他们是怎样被揭露的：“《时代》周刊有两个记者跟踪我和巴克，经常在我们的公寓楼或旅馆外，观察、拍照等等。他们是苏珊?布朗米勒和皮特?哈米尔，当时都是新记者，后来成了名作家。当1963年某天巴克被他们围困在加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时，他给我电话，我建议他说出真相。《时代》随后发表了文章。”2000年，S.I.N.A恶作剧入选《时代生活》杂志的“世纪之变”。

　　产生给动物穿衣服的念头来自阿兰一次偶然的经历。1959年的一天，阿兰乘车前往某地，车子半路不得不停下来，原来路中间有两头牛正在交配。这个场景让车里那些正襟危坐的体面人不禁大为尴尬。在观察了车里人的各种表情之后，阿兰产生了这样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他的出发点其实是要嘲弄当时的书刊审查制度。”阿兰的女儿詹妮说，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审查员们对书报中稍微涉及性的字眼都大为紧张。阿兰对此极为不满，“既然图书可以删除不雅字眼，那为什么不能给那些光屁股的动物穿上衣服？”“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应运而生。

　　阿兰没有想到，他这一次恶作剧居然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当时美国人对于性和裸体的观念正在转变当中，这让一些保守的道德狂热分子感到失望，他们宣称美国正在经历道德衰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阿兰的运动原本是要嘲笑这些人的，却被他们信以为真，并明确表示支持S.I.N.A运动。这个运动挑起真实的道德狂热以供人娱乐。

　　媒体也对此深信不疑，这使阿兰发现他具有天生的恶作剧和策划才能。“他能够用写侦探小说的精密思维来编织情节和安排各种细节，做到天衣无缝。”詹妮说。从S.I.N.A开始，阿兰意识到，什么样荒诞不经的话都可以说，只要他保持表情严肃，态度端正，他就能让美国人信以为真。从此，阿兰的恶作剧生涯开始了。

　　2

　　真的有一位要竞选美国总统的犹太主妇吗？

　　今年83岁的阿兰和妻子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里。詹妮说，她的父母活得“开心又年轻”。

　　阿兰?阿贝毕业于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他身份驳杂，既是作家、演说家，又是电影导演、爵士音乐家和喜剧演员。他一生中出版了8本书，创作发表了16首音乐，还与他的妻子珍妮共同制作了两部电影。同时，他是一个优秀的鼓乐手，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隆重的音乐会里演出，至今家里还有一整套打击乐器。

　　但阿兰最为人所知的，还是恶作剧大王的身份。在S.I.N.A运动之后，1964年的夏天阿兰又策划了一场“犹太主妇竞选总统”的恶作剧。

　　这一年，一个名叫耶塔?布朗斯坦的犹太裔老太太，被卷入到美国火热的竞选运动中。按照美国的宪法，只要年满35岁的美国公民都可以竞选总统，真正尝试的人却凤毛麟角。这时50多岁的耶塔出现了。这位总统候选人的身上充满了媒体钟爱的种种“新闻性”：女性、犹太人、祖母。美国媒体很快关注到了这位候选人的存在。关于耶塔勇敢竞选总统、要成为白宫第一任女主人的故事被媒体津津乐道。

　　电台里反复播放耶塔的竞选歌曲：“投她一票，送她进白宫”，耶塔自己也通过电台跟选民亲切交谈，回答提问，并宣讲自己的施政想法。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包括在参议员喝的水里放进一种吐真话的药，在金属探测器之外再安装一种智力探测器，取消议会议员的薪水等等。

　　“实际上不存在耶塔这个人。”詹妮说，她的父母组成了一个广播小组，在那个一居室的小房子里，她母亲珍妮模拟出一个犹太老妇的声音，通过简陋的电台设备蒙蔽了百万美国民众。珍妮有模仿声音的天赋，她用不同的人声来表现选民与耶塔的对话，让听众信以为真。阿兰则组织一些街头宣传，人们举着耶塔的竞选标语和资料向路人传播。

　　在耶塔成为媒体红人之后，珍妮通过电话的方式接受了数百个电台、报纸的采访，以耶塔的身份发言。当终于有媒体想给耶塔老太太拍一张照片时，她伪装自己受伤，向媒体提供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是阿兰的母亲，犹太裔的艾达。

　　犹太母亲艾达对儿子阿兰影响深远。阿兰始终记得的一件儿时往事是：当时有一位孤身的邻居老太太崇拜希特勒，常年在家里挂着希特勒的画像。母亲艾达非常不满，她要求老太太拿掉那幅碍眼的照片，老太太顽固地拒绝了。艾达火冒三丈地回到家里，马上给FBI打了匿名电话，声称发现了纳粹分子。半小时之后，阿兰即目睹在FBI的重重包围之下，瘦小的老太太惶恐万状走出家门。这让从小安静害羞阿兰大开眼界，同时他对匿名电话的威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以后的恶作剧生涯中频频使用。

　　珍妮和阿兰则是天生一对。珍妮对女儿詹妮说，“你父亲真是超现实”。她积极参与阿兰策划的各种恶作剧，很享受作为“女演员”可以即兴表演的快乐。

　　詹妮在纪录片里说，她父亲常常以假的名字和身份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在对着电话大发议论后，往往狂笑一阵，得意媒体受到愚弄。

　　3

　　真有人要抵制哺乳运动吗？

　　从1998年毕业之后，詹妮搬到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制片公司工作了五年。从一开始她就着手于父亲纪录片的拍摄。但作品迟迟无法完成，“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专心，否则纪录片永远拍不完，所以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全心投入于纪录片的制作中。”

　　在纪录片中，詹妮展示了父亲受到公众大声责骂的场景。70年代初阿兰提出“抵制哺乳运动”。比起给动物穿内衣，这个运动简直要把人气疯了。阿兰声称，女性哺乳时会产生一种类似性的快感，这侵犯了孩子的民事权。因此要全面禁止妇女哺乳。他一本正经，极为严肃地出现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在电台、报纸的采访里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并且反复声称经过某个民间机构对上千哺乳妇女的调查，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都出现了各种人格偏差。

　　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运动仍然被当作一个极端的事件被媒体爆炒。愤怒的电话打到电台，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对阿兰的咒骂，称他是最让人恶心的、脑子进了水的白痴。也有医学专家以权威的身份对阿兰的说法进行反驳。在纪录片里，詹妮设计了一个实验，让老父亲阿兰40年后再次到中心广场举牌、发传单，大声宣讲他的“抵制哺乳”理论。他的态度极为严肃，公园里一个时尚的小伙偶尔瞥了一眼阿兰的宣传牌，立刻难以置信地大声叫出来：“什么？你脑子没有问题吧？”所有的人都投以鄙夷的目光，白发苍苍的阿兰毫不在乎，仍然挥舞手臂，严肃地对路过身边的每个人喊着口号。只有少数几个路人看出来这是一个玩笑，大笑着离去。

　　阿兰并不满足，抵制哺乳运动之后，他在街边立起一个红白蓝三色写着“打倒母亲节”的摊位，开始大声高喊他的观点。“为什么母亲们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呢？”阿兰向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厉声喊道。“母亲节简直就是西部联盟和花店同盟编造出来的商业陷阱……而且母亲们也不配得到这样的礼遇。”所有在街角的女士们都愤怒地斥责他，视他为恶魔式的角色。

　　很快阿兰又策划了另一个惊世骇俗的国际性爱大赛，无数媒体受邀到现场，海报上写着“前所未有的运动竞赛永不停息”。场外挤满了愤怒的举着标语的抗议者，他们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的极端不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S.O.S的抗议组织不过是阿兰策划中的一个环节，他聘请了一群临时演员扮演了抗议者，目的是进一步吸引媒体的关注。

　　在大赛的基础上，阿兰和妻子珍妮共同执导了一部名为《死后有性吗？》的伪纪录片。片中他们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关于死后性爱的话题，而这些人都是他们雇来的演员。他们执导的另一部伪纪录片是讽刺尼克松总统的，一位貌似尼克松的演员扮演尼克松，并煞有介事地接受采访，对国内外时事大放厥词。

　　4

　　独裁者阿明要娶美国女？

　　阿兰认准了，只要投媒体所好，戏弄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永远处于故事匮乏的状态。独裁者阿明娶长岛女人的闹剧就是这样一个媒体喜爱的故事，它不仅引来了记者的穷追，也吸引了FBI的注意。

　　为了给70年代乌干达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艾迪?阿明将军找到一条出路，阿兰策划了“阿明潜入美国，与长岛的未来浪荡女星结婚以取得美国国籍”的假新闻。他找来一位与阿明外貌相近的演员扮演阿明，双方的婚礼在某个大酒店隆重举行，所有的媒体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对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此同时，FBI如临大敌，一批联邦探员在现场逡巡，紧张戒备。据估计，有超过100名记者和联邦探员到场。

　　另一次，阿兰又遣人假扮伊朗人，声称从美国军售中获利600万，这个人向媒体忏悔，声称要交出这些不道德的收入。这个假新闻再次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媒体总是要新鲜，制造颠倒是非的事和悲惨的故事能够提高他们的收视率”。阿兰说。不久他又策划了一起“年轻女白领中千万彩票大奖”的新闻。阿兰认为公众希望看到彩票大奖被某些身份普通而又有魅力的人拿到。所以他描绘出这样一个得奖者的形象：年轻，长发，有迷人的微笑。于是他为公众提供了这样一个人。

　　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李?奇里洛扮演得奖的女白领，阿兰召集了他的恶作剧小组―――他们是一些男女演员，还有阿兰的亲戚朋友，都是恶作剧的爱好者。他们在奥米中心花园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叫了香槟。“我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都由他去，我们只是开一个快乐的派对。不过当媒体涌进来的时候，我真是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反响。”事后这一新闻被媒体编辑称为“我们需要的顶级新闻，美丽的单身职业女性获大奖，既无阴谋也不伤感。没有人会想去核对奖券。”

　　阿兰并不是完全没有恐惧，他告诉记者，“我经常有点害怕恶作剧在我们完成之前被揭穿。”一次阿兰装成枪手埃德温?威尔森―――1981年FBI通缉名单上的头等要犯。阿兰假装向媒体投降，在纽约沃瑞克酒店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活动吸引了大概35家媒体的记者，坐得满满的，带着闪光灯和长镜头。6个FBI探员突然拔枪冲进来，在阿兰展示了他的护照之后领头的探长叫停了行动，并大笑不止。他告诉阿兰酒店外有一队防暴警察正严阵以待，屋顶上还有狙击手。他们为了赶到酒店在大街上狂飙车速达90公里。“但我没有犯法因为我没有邀请FBI，而且我也不是那个逃犯。但我确实受到了一点惊吓。吓得更厉害的是我的朋友弗兰克，他穿得像个阿拉伯人并且没有带身份证。”

　　堪称“天生一对”的阿贝夫妇

5

　　恶作剧家终于去世了吗？

　　直到影片接近结束时，阿兰才回答了观众心中萦绕已久的疑惑：“大多数人不明白我为何要这样做―――我只是喜欢恶作剧，寻开心。从来没有以此牟利。”阿兰批评当权者“他们不害怕臭氧层破一个大洞，却害怕把人的思想戳一个洞”，因此他要用这些荒谬的举动来启发公众的思考，让人学会怀疑，对眼前的事物保持小心。

　　为了成功地愚弄媒体和公众，阿兰自有一套易容术。每次他出现都是不同的身份和名字，并且使用假胡子，大墨镜来伪装自己。70年代末在炮制“奥马乞丐学校”恶作剧的时候，他在头上套上了黑色的斗篷，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活像一个3K党。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受联邦保护的证人，媒体深信不疑。奥马乞丐学校声称训练乞丐如何成功乞讨，阿兰伪装校长奥马。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困难，大批人失业。奥马乞丐学校的出现既是对时事的嘲讽，看起来也为很多失业者提供了一种谋生之途。美国媒体为此纷纷进行探讨。

　　当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假新闻之后，受骗的记者开始搜索阿兰的资料，并且发现这个人与50年代末开始的大小假新闻密切相关。纽约一家大报在办公室里贴出了阿兰的大幅照片，下面用粗体字注明“小心这个人”。这让阿兰很不爽，他说：“媒体常常视我这样的人是他们职业的一大危害。但我不是简妮特?库克（《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用一篇编造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利益而骗人，职业恶作剧并不能带来什么收入。不幸的是，恶作剧这个词常常跟欺骗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的个人信用为零，但是我不介意。我的兴趣是戏弄别人，给他们智力上来一脚。”

　　阿兰想彻底戏弄媒体一次。1980年1月，阿兰策划了自己死亡的消息。他成功地让自己的讣告在《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上登出，《纽约时报》用六英寸大小的版面刊登他的死讯，称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每日新闻》同样刊登了这一消息。首先发现上当的是《纽约时报》，他们很快在周五刊登一条更正“讣告实为恶作剧”。《每日新闻》的编辑火冒三丈，直接致电阿兰看他是否还在呼吸。阿兰在那头从容地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编辑咒骂：“你可以去死了。”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阿兰的假讣告可以被视为一种轻罪，但阿兰不认同这一点。“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没有说别人死，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赢得了《纽约时报》六英寸的版面，这还不错。”

　　《纽约时报》的编辑山伯格事后回忆，一个中年金发女人在元旦那天闯进《纽约时报》的办公室，眼含泪水，用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她的朋友阿兰?阿贝死了。时报的记者特别做了调查，发现在曼哈顿的一个教堂里甚至在为阿兰举行一个追悼仪式。于是他们毫不怀疑地刊登了他的讣告。事后《太阳先驱报》如此形容这一恶作剧：“世界最伟大的恶作剧家阿兰?阿贝，全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阿贝的死讯，然而他至今活得好好的。”